在谈到中国的历史文化时，我们不能不提到两座伟大的工程曾经如何影响到我们文明的进程。这两个工程，一个是长城，一个是京杭大运河。
运河和南北漕运的开通，使山东的经济重心发生了由东向西的移动，也使运河两岸出现了不同于农耕文明的市井百态、不同的审美趣味和不同的艺术品种。此时，依托观众和市场的戏剧应运而生，繁华的济南和东平更成为北方元杂剧艺术的中心，并诞生了许多赫赫有名的剧作家。
清朝初年，早在四大徽班进京前，产生于山东的古老剧种柳子戏进京演出，风行南北，被列入“一时称盛”的四大剧种，与昆、弋、梆齐名，并称南昆、北弋、东柳、西梆。
清代康熙年间，两部戏剧轰动了朝野。一部是浙江洪升的《长生殿》，还有一部是山东孔尚任的《桃花扇》。当时被并称为“南洪北孔”。《桃花扇》是一出悲剧，颠覆了当时观众的审美期待。没有大团圆的结局使它成为中国戏剧史上的另类。它通过南明王朝复社才子侯方域和淮扬明妓李香君之间的悲欢离合，透射出浓郁的家国之叹、兴亡之感。
民间的艺术趣味、艺术样式在变化，在成长，实现着从大众到经典的转换。在传统的文学领地，山东的作家们依然举足轻重。明代的李攀龙、清代的王士祯，都是当时的文坛领袖， 引领着文学的风尚。但是，真正把大众与经典完美结合在一起，并取得不朽地位的，却是来自山东淄川乡间的一位的教书先生，他就是蒲松龄。
蒲松龄用一生的精力不懈地追求两件事：一件是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功名，另一件是完成聊斋系列作品的写作。聊斋是蒲松龄简陋居所的堂号。在短篇小说集《聊斋志异》中，蒲松龄充分利用了山东的民间信仰传统和典雅精美的文言形式，使各种口耳相传的民间故事真正成为文学的精品。他笔下的花妖狐魅、鬼怪神灵大大丰富了世界文学的宝库，它对腐朽黑暗、贪虐暴政的批判传达了来自底层的立场和声音。当代文豪郭沫若称赞他 “写人写妖高人一等，刺贪刺虐入骨三分”。《聊斋志异》陆续完成后，立刻风行于世。
山东历代作家和艺术家的成功，其实都来自孔子奠定的传统。文学和艺术对于他们来说，更多的是一种神圣的使命。他们的创造 ，从来不仅仅是为了自我的逍遥，而更要有益于人心世道。
这种使命感，始终是中国文学艺术的正统与主流。在充满使命与责任的人们这里，文章就成了千古之事，文章也成就了他们的千古之名。
莒县定林寺。寺中的银杏，四千树龄，岁岁枯荣，阅尽沧桑。
一千五百多年前的每一个清晨和傍晚，都会有一个年轻人，来到树下，低吟徘徊。他叫刘勰，一个既无功名，当时也看不到什么前途和希望的孤儿。他正在定林寺的庇护中构思并尝试撰写一部前所未有的大书。当时的每一个人，都未曾预料到刘勰身后的成功，更未预料到这部叫做《文心雕龙》的著作，竟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文艺理论著作。
刘勰的际遇，就像历史上所有的艺术天才，在寂寞、坚守和无意识中成就了未来。而艺术天才们在这块土地上成就的事业，就像这棵大树，生生不息，根深叶茂，泽被后代。
